在苏州虎丘塔发现五代服装上的刺绣残片，针法丰富多彩，运用平针、齐针、散套针、辫子针、接针、施毛针等针法刺绣莲花、花草图案。由菱形设计的一组单独图案， 四个倾斜的莲花花头，两个左右对称，另外两个上下对称。 花瓣采用散套针的针法绣制，叶子用齐针的针法绣制，叶茎用辫子绣针法绣制。 而且至今依然保有绣品的色彩，使用三种不同色度的蓝（称为“三蓝绣”，刺绣中著名的一种的绣法）将唐代最为流行的白色莲花刺绣在栗色的丝绸底料上，显现出古朴大方之风格。 可见苏州刺绣品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五代时期已是技艺精湛了。

北宋晚期， 由于皇帝宋徽宗对于书画的热爱， 使得绘画艺术异常的繁荣、活跃。 文人的“画院”派画风也融入到了刺绣行业。 苏绣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，在苏州出现了绣衣坊、绣线巷等生产集中的坊巷。“绣线巷”，能染制八九十种颜色的花线，加上每色区分各种深浅层次，合计约达七百多种，真是万紫千红各色俱全了。此时的苏绣不但能绣制服饰等实用品，而且还绣制观赏作品。苏州一带专门有一种传授刺绣的老师，从事富裕人家女儿的刺绣教习。这些小姐们不仅要刺绣自己的嫁妆，而且还要制作很多带有刺绣的工艺品（如荷包、汗巾之类），以便出嫁时送给男方的亲友。因此，绣花也就成为衡量新娘心灵手巧的一个标准。从唐代延续的“闺秀”风格的刺绣，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，之后“大家闺秀”一词传播开来，并被现今的人们演义得更为广义，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含义。明代，随着江南经济的繁荣，苏州已成为丝织手工业中心。 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寅、沈周为代表的画家，推动了刺绣的发展。 绘画与刺绣互相影响，促使刺绣技艺竞相媲美。 刺绣艺人利用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，所绣作品栩栩如生，笔墨韵味淋漓尽致，以针代笔作画。从三国、唐代到宋代，“画绣”这种刺绣艺术在针法、色彩、图案等诸方面已经形成了独自的艺术风格。

明代又出现了“顾绣”，“顾绣”是指代表顾名世一家的刺绣技法和风格的一类绣品。 顾名世系明嘉靖时人，住上海九亩地的“露香园”，他的孙子顾寿潜善于绘画，师从于明代大画家董其昌。 顾寿潜之妻韩希孟既能画又能绣，她临摹刺绣的古画，惟妙惟肖，连董其昌都拍案叫绝。 顾家后代继承此种绣法，同时兴办学校，教习刺绣，“顾绣”技法得以传播和发展。 “顾绣” 以刺绣各种名人古画、花鸟走兽等的画幅、册页、手卷等陈设、观赏品为主，是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争相购买的对象。 “顾绣”从此而得名。

到了清代，由于“顾绣”名扬海内外，江南的许多绣庄打出“顾绣”的招牌，从此粗制滥造之势大大影响了“顾绣”的名誉，由此“顾绣”也逐渐走向衰落。 与此同时苏绣在广泛吸取“顾绣”的长处和特点外， 发展了自己的技法风格。 清代是苏绣的全盛时期，之前苏绣还沿袭顾绣之名，随着宫廷和贵族官僚刺绣服饰的需要，以及市场对绣品的大量所需，使得苏绣重又焕发出光彩。

到了清末年间，江浙各地涌现出了一些知名的苏绣艺人。 其中以沈寿最具代表性。 沈寿，原名沈云芝，苏州人，她８岁学习刺绣，继承传统并吸收日本刺绣法和西洋画的明暗原理，注重物象的“逼真”和立体感， 她融西画的特点于刺绣之中，新创造出了“仿真绣”。 光绪年间慈禧七十岁寿辰，沈云芝绣了佛像等作品前去祝寿，慈禧倍加赞赏，书写“寿、福”两字，赐给沈云芝。 从此沈云芝改名沈寿，她的代表作品有《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》、《耶稣像》。其《美国女演员倍克像》赴美展出时引起轰动，盛况空前。沈寿的“仿真绣”从此传誉中外，开拓了苏绣崭新的一页。 其后著名刺绣艺人杨守玉，又始创了纵横交叉、长短不一、分层重叠的“乱针绣”，丰富与提高了苏绣艺术的表现能力，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苏绣。苏绣风格的民间刺绣更是丰富多彩，广泛用于服饰、戏衣、被面、枕袋帐幔、靠垫、鞋面、香包、扇袋等方面。 这些绣品不仅针法多样、绣工精细、配色秀雅，而且图案花纹含有喜庆、长寿、吉祥之意。苏绣在广泛吸取“顾绣”的特点和长处后，其技法日趋完善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：图案清新秀丽，色彩和谐统一，具有线条明快、针法活泼、绣工精细等地方特色。主要艺术特点为“山水、楼阁有远近之感；人物、花鸟有生动之情”。 苏绣以仿画绣、写真绣的艺术效果而闻名天下。 在表现物象时其层次分明，花样轮廓齐整，用色和谐文静，行针平匀服帖，不露生硬之痕迹，没有参差不齐之感。在刺绣的技艺上，苏绣大多以套针为主，绣线套接不露针迹，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。 苏绣以“平、齐、细、密、匀、顺、和、光”八字为特征，被誉为“东方明珠”。